巷口的街上，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大众餐馆，蜂拥在这里的，多是一些拎着安全帽，挽着裤角的民工。

　　我家就在距巷口不远的地方，因为平时太懒散，早餐和晚餐很少做，所以常常就近到巷口的小餐馆里草草地吃一点。

　　有一天傍晚，我赶到巷口的小餐馆时，正值民工们晚餐的高峰期。我要了一个馒头和一碗稀粥，在店里找了两个来回，也没有找到一个闲置的座位来。已经熟识的老板娘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说：“真不巧，没有座位了。”然后又征询地笑着给我解围：“要不，我让谁给你腾出一个座位来？”我还没有来得及阻止，她就对着店角一个餐桌上的人叫起来：“王大山，你端上碗去外边吃去！”那个正埋头吃饭的人抬起头向我和老板娘望过来。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，虽说赤着脊梁的身板看起来还很壮实，但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稀疏了。他局促地瞅了一眼端着碗的我，又瞅了正看着他的老板娘一眼，就端着碗站了起来，准备到店外去。我忙对他说：“大哥，你坐吧，我到外面去！”就抢着走到了店外。

　　外面的确已没有了坐的地方，但站着吃饭我又不太习惯，心里试了几次，终于找到了一个空隙，也像那些民工一样，端着碗蹲了下去。刚吃了几口，旁边一个民工和我搭讪：“俺们这样习惯了，大兄弟这样蹲着吃真委屈了。”我笑笑说：“委屈啥呀，前些年在农村老家，哪顿饭不是这样蹲着吃的！”

　　“兄弟也是从农村出来的？”旁边的几个民工高兴地说。有人说：“怪不得呢，要不兄弟能来这样的破地方吃饭？”有人说：“咱农村出来的，就是跟城里人不一样。”他们开始七嘴八舌地打听我的工作。我边吃边询问他们在哪个工地做活儿，工钱怎么样，能不能按时领到工钱。一会儿工夫，我们便熟络起来了。

　　后来，我也不再刻意避开那些民工用餐的高峰期了。去了，有座位就坐下吃；没有座位，就跟那些民工一样，一手端稀粥，一手拿着馒头，和他们蹲在店外边谈边吃。

　　深秋的时候，家里要装修房子，从城外拉回了一车细沙，要从楼下运到三楼去。妻子说，我找几个民工去，如今这民工要价狠着呢。不一会儿，她便带了几个民工过来。几个人也不说话，铲的铲，扛的扛，干了起来。妻子得意地低声跟我说：“这一堆沙运到三楼去，别人家至少要掏五百呢，我砍到了三百。”

　　我笑笑说：“谁能狠过你啊！”

　　沙子很快就运完了，几个民工边拍打身上的沙尘边往外走。妻子掏了三百元递给一个年龄稍大的民工说：“大哥，这是你们的工钱。”一个民工说，收一百吧。年龄稍大的民工立刻会意地笑笑说：“对，不就一会儿的工夫嘛，一百元就不少了。”

　　妻子和我都愣了。见我们发愣，一位民工忙笑着解释说：“大哥不是经常和我们平坐着吃饭嘛。”另一个胡须黑黑的民工也附和说：“咱们都是打农村来的，要在咱们老家，这丁点的活儿，还收什么钱哩。”

　　“因为和他们平坐过？”我愣了，妻子更愣了。